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看，任何人都希望自己的利益成为公共政策和法律关注和保护的重点。

在中国，虽然还没有出现如此丰富的宪法解释实践，但是，从齐玉苓案开始，宪法解释在司法过程中的直接适用已经出现了萌芽。[26]参见顾爱平：《宪法解释的方法论辩证——兼论社会学解释方法应当作为宪法解释的首选方法》，载《江海学刊》2010年第2期，第149页。

着重现实的途径是通过宪法的环境对原文进行解释，以及解决宪法规范与现实之间可能出现的窘境。二、文义解释的扩张与非原旨主义转向：宪法解释方法两种传统的趋同 对于造成宪法解释方法两种传统分野的原因，我们可以从多个视角进行分析，例如权力结构、宪法解释机关、两大法系的历史传统等等。我们必须学习美国的法学家和大法官们那种相信宪法已经提供解决所有问题答案的强烈‘信念，他们对宪法本身的完美无缺持一种信仰的态度。但是，美国宪法解释方法主要是通过不同时代的宪法案件所展现的，其中每个案件都带有当值大法官的深刻烙印。……这些解释要素之间彼此支持与互为补充，具体而言，从意义关联性或产生历史中，能够发掘出字面意思或规范目的。

而其集中体现就在于大大提升了对法律之外的社会因素的考量，也即社会学解释方法在宪法解释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宪法学固然不能完全脱离现实，但也绝不能在社会学的道路上走向极端。注意，这个论点与常见的对仇恨言论的批评存在不同之处，即它的这种宣传将它的目标矮化了，并因此导致规制仇恨言论的法律在一开始就很难制定出来。

1 法律宪政主义（legal constitutionalism）是一个比政治宪政主义更常见的用法，但我认为法律宪政主义这个术语是不确切的。只有在法院认为议会法案不符合宪法，更准确来说，不符合欧洲人权公约时，英国议会才有必要对法院的意见予以回应。我认为，弱司法审查与政治宪政主义的体系是相容的——即便是从功能要求上来说，这一点也是成立的。在之前的文章中，我将这种模式称为是强司法审查模式（strong-form constitutional review）。

比如，如果依照之所以要再次制定该法律规范是因为没有更好的替代性方案这种方式来理解的话，那么用弱司法审查来处理立法细节问题与政治宪政主义就是相容的。依照政治宪政主义支持者们的观点，社会和经济权利遵守公共政策直接实施原则，应当由公众评定他们的代表是否合格。

其他的法律制度可能也会实现我之前提到的一些功能，比如，为了确保法律草案合乎宪法，设立一个特别的立法委员会对法律草案进行事先性地详细审查。另外，弱司法审查还是一个宽恕性的机制。至此，我大致描绘了政治宪政主义的一些政治条件，并说明了这些条件与违宪模式之间的关系。简要来说，政治宪政主义是通过依法建立的各种机构来具体实施的，其是在法律建立的框架内并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来运行的。

19感激 Rosalind Dixon 在这个问题上的启发。比如，一些政党领导人有时会基于执政联盟合作的需要不愿意处理宪法争议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弱司法审查为更充分的审议民主提供了新的机会。8  The first two possibilities are examined in Rosalind Dixon, A Democratic Theory of Constitution Comparison, 56 AM. J. COMP. L. 947 (2008). 9 对于在联邦体制下的次国家层面适用弱司法审查来说，相似的结论也可以适用。

14所以，尽管其他机构也可能会完成违宪审查工作，但法院所进行的违宪审查可以作为一个合格的防护网而存在。本文讨论弱司法审查与政治宪政主义之间所存在的显著联系：弱司法审查允许法院将立法者的注意力吸引到那些在法律制定过程中被忽视的宪法性难题上。

31我假设，在理论上，一部反对仇恨言论的法律会被援引用于反对那些倡导废除这部法律的人的观点，然而，实际上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几乎每一个可以想象到的案件，都可以通过次宪法司法审查来加以解决。另外，如同我之前所指出地那样，对于通过使用比例原则来处理煽动性言论和公民权等问题来说，弱司法审查并不是一个恰当的工具。

37如果超国家组织拥有足够民主正当性的话，同样的结果也可能会出现。然而，时过境迁，依据当下社会中多数人对于宪法的理解，这一法律规范与宪法价值可能是相冲突的。2 司法宪政主义的支持者承认完全的司法独立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民及其代表对于法官的初始任命（initial appointment）是有一定控制权的。虽然比例原则最初是在强司法审查体系中发展成为一个主导性理论，但是制度的设计者们应该会很容易就将弱司法审查的优点适用于该理论。3. 立法细节问题 现在的很多法律是相当复杂的，不但法律条文之间的关系相互作用，而且不同法案之间的关系也可能会出现难以理解的情况。虽然与强司法审查相比，我对弱司法审查更加青睐，但我同时认为，在合理处理传统的煽动性言论法律和限制公民权方面，强司法审查更具优势。

这时，政党C无论是与政党A还是政党B合作，都可以组成联合政府，所以后两个政党都愿意支持政党C所提出的合宪性存疑法案以获得该党的支持。强司法审查是建立在宪法较为容易修改基础之上的。

14我注意到，有一些困难，比如缺乏资源或者可获得资源的不对称，可能会导致有些团体在寻求司法救济方面获得比其他群体（比如富人比穷人）更多的系统性优势。依照当下关于应当允许法院执行某种形式的违宪审查的一般理论，政治宪政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有缺陷的，因为它不能容纳某些版本的弱司法审查。

26另外，在一些具体的层面，法院可以判令诉讼当事人获得具体的利益，比如在一些拉美国家，法院会支持公民依照宪法获得医疗保障的权利。在梳理弱司法审查对于处理与第一代人权相关且更现代的问题（比如仇恨言论、性的直率表达）的效果之后，本文将预测这种司法审查模式对于处理第一代人权中的核心权利（比如煽动性言论）的效果。

目前来看，对有效实施社会和经济权利而言，所谓的公法救济所发展出来的必要知识和对（社会）变化的反应机制，并不足够灵活。这即是说，政党A最初的政策目标可能并不完全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而是可能建立在脆弱的大众政治基础上的。然而，印度最高法院却通过将社会和经济权利吸收进其他宪法条款中，间接实施了这些权利。36依照这一思路，常用的辩护策略是否认青少年和精神病患者的能力，而更年长的人和其他被认为是能力充足的人则会被说成是这些（能力不足）群体的事实上的代表。

37在联邦制或者其他权力下放的体制下，将立法主体提升到全国层面的解决方案将会给全国性法院带来角色定位上的难题。34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在于，大量的合比例分析与带有很强经验色彩的规范分析纠缠在了一起。

34确实，我相信比例原则作为一个普遍化理论的出现，是弱司法审查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依照我的观点，对于稳定的民主体制来说，如何选择具体的司法审查模式并非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29这些缺陷是，拥有政治权力的人总是有冲动去建构一套为政治宪政主义所依存，但却同时会使他们自我孤立且给他们的政策主张带来挑战的政治程序。然而，历史经验表明，这种二元制是很难维持的。

4. 获得审判的权利 阿隆#8226;哈雷尔（Alon Harel）曾经基于公民的个人权利在受到法律不利影响时是否有机会获得审判这一标准对违宪审查进行分类。比如，假设议会中只有微弱多数不同意法院对于宪法具体条文含义的具体化解释，但这种多数不足以改变立法惯性，这时法院对于宪法的解释就会占据上风。例外是（印度）贱民群体（the pariah group），对于这个群体来说，即使他们拥有足够的规模，可以通过与其他群体的联合达到组成联合政府所必需的多数（其他这些群体单独是无法构成执政多数的），也不会有人愿意与这个群体进行政治交易。9比如，依照不同模式的精心设计，弱司法审查可以（1）将立法惯性负担从反对该法律规范的主体身上转移到支持该法律规范的主体身上，但不需要阻止后者成为立法多数。

42比如选举委员会，反贪腐机构和其他透明机构。弱司法审查在保存政治宪政主义大部分领地的同时为法院从事司法性违宪审查提供了一个制度架构。

过去的数十年间，美国首先发展出了与比例原则分析很相近的恶劣倾向标准（the bad tendency test），然后该标准又被发展成为明显且即可危险标准，后面这种标准与比例原则十分接近。  引言 对于那些致力于将保护个人权利作为基本理念的社会来说，政治宪政主义（Political constitutionalism）提供了最佳的制度图景。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在组建执政联盟时，虽然这些小群体的加入有利于形成联合政府，但处于多数地位（群体的）政治家们对于那些可能会减少执政联盟政治支持度的小群体通常抱有戒心。且不说，在这样的国家，主导政党还控制着司法官的任命和提升。